好的，我帮你对这篇文章逐段改写，保持原意不变，同时增加一些细节描写，整体字数控制在原文上下波动，内容更丰富一些。下面是改写后的版本：

　　1954年11月，李卓然被调往北京，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院长的职位。刚刚开始新的工作没多久，他便因身体原因不得不停下来休养。经过医生的详细检查，李卓然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，同时还并发心脏疾病，医生明确告诫他必须卧床休息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医生悲观地估计他的寿命最多只有五年。

　　在反复思索自己的健康状况后，李卓然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——辞去马列学院院长的职务。得知此事后，特意劝说他：“你暂时不要辞职，完全可以挂名休息一段时间，等身体恢复些再说。”还特别提到：“八大结束后，马列学院将更名为中央高级党校，肩负着培训党政军高级干部的重任。我认为你是这所学校最合适的校长人选。”

　　那么，为何如此看重李卓然？李卓然身上到底有怎样不凡的经历和故事？事实上，李卓然的资历极为丰富，他不仅是最早一批加入中国的党员，还曾参加过极具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，并在关键时刻给予极大的支持。

　　李卓然于1899年11月10日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洪塘乡洪塘村长塘（今属湘乡市山枣镇），原名李俊杰，后改名李俊哲。李卓然的父亲是一位私塾老师，家中环境虽不富裕，但书香门第的氛围浓厚。他自幼便随父亲在私塾里读书，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。1915年，他进入离家十几里外的都立小学继续求学。

　　当时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剧，百姓生活日益困苦，李卓然的家庭经济状况也因此大为恶化。小学毕业后，李卓然渴望继续深造，但父亲却不同意，家境窘迫成了他继续求学的一大障碍。

　　幸运的是，同乡教师曾恺臣发现了他的才华，不仅资助他，还推荐他到湘乡驻省中学读书。李卓然勤奋刻苦，学习成绩优秀，得以免费读书。在这所学校里，受国文老师的影响，他初步萌发了浓厚的爱国情怀。得知袁世凯的卖国行径后，他积极参与省城学生的抗议活动。

　　五四运动爆发时，李卓然刚从湘乡中学毕业，随即在长沙热情参与各类集会和示威游行。在亲戚和朋友的帮助下，他考取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。正当他准备返乡筹措学费时，偶遇同乡同学，得知陈楚与谢瑞琪准备赴法勤工俭学，他当机立断决定同行赴法国。

　　1920年春，李卓然含泪告别新婚妻子和父母，踏上了颠簸漫长的留学之路，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海外生活。在法国，他一边劳作一边学习，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，对这一制度感到失望。1922年6月，周恩来和赵世炎在巴黎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（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），同年夏，李卓然加入了该组织。

　　此后，他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，关注俄国十月革命，与赵世炎、陈延年、蔡和森等革命志士保持书信往来。李卓然还结识了周恩来、、等革命先驱，逐渐从实业救国转向革命救国，坚定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。

　　1923年冬，中共旅欧总支巴黎分支在一处门牌号为23的咖啡馆召开会议，周恩来、李富春、等参加会议。会上，正式接纳李卓然入党。入党后，他积极参与旅欧支部工作，担任训练干事，肩负起培养革命骨干的重任。

　　1925年冬，李卓然与等人离开法国，途经苏联莫斯科。在东方大学参观学习期间，他们聆听了斯大林的演讲。受此影响，李卓然决定留在苏联深造。1927年得知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他毅然申请回国。考虑到武装斗争的需要，他报考列宁格勒军政学院，两年的严格训练为他日后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　　1930年，李卓然结束十年留学生活回到上海，受到秘书欧阳钦的接待。此后，在周恩来、领导下，他从事兵运训练工作，并主持编译了首部供红军参考的政治工作条例小册子，为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开创了先河。

　　训练班结束后，他奉命与萧劲光一道赴中央苏区。1931年1月，他抵达江西瑞金，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总支书记。这里，他首次见到朱德和。一次，调查归来，身披一把红油布伞，裤腿卷得一高一低，风尘仆仆却立即召开会议，李卓然参加其中。对他说：“你是上海来的同志，好样的，上海同志来帮忙工作很重要。”并详细询问他在苏联和法国的学习经历及未来工作计划，李卓然表示将先从调查研究做起，非常赞同，并特别提醒他开展座谈，了解士兵真实想法。

　　在苏区工作期间，李卓然经常与朱德接触，朱德强调军民鱼水情深，是军队不可战胜的法宝。与、朱德的亲密交流，让李卓然深受启发。他曾回忆：“毛主席能力卓越，党内少有人能及。”

　　随后，李卓然被调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。在县委领导下，他所在的赣县工作成效显著，红军战绩扩展，游击战屡获佳绩。年底，中央召回李卓然返瑞金，赣县干部群众特地携带腊肉、茶叶、鸡蛋等物品，沿路放鞭炮送行，场面热烈。李富春开玩笑说：“你再不来，别人会以为你和妇联主任恋爱了。”

　　返回瑞金后，李卓然调任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，发现王稼祥与博古等不同，对极为支持。半年后，他又先后担任红三军、红四军政治部主任。1933年9月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开始时，他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，与宣传部长张际春一同深入基层，研究如何通过政治工作增强士气、提升战斗力。

　　他继承和发扬了朱毛红军井冈山政治工作作风，强调艰苦奋斗和表扬相结合，要求连长、指导员都参与政治工作，利用丰富多样的方式开展群众文化娱乐，减少开会频率。宣传队在行军途中为战士烧水煮饭，唱歌说快板，猜谜语，宣传上级指示，既减轻疲劳又激励士气，深受官兵喜爱。

　　1934年2月，李卓然参加红军首次政治工作会议，被选为主席团成员，并作《战时政治工作报告》，详细介绍红一方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。同年当选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。

　　1934年夏，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陷入僵局，李卓然调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，率军团与军团长董振堂一起在兴国一线抵御敌军。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。9月，五军团肩负后卫重任，李卓然和董振堂率部与敌人激烈阻击，保持与中央机关安全距离。